（清）尚秉和撰《周易尚氏学》前言

于省吾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去济南参加孔子讨论会，得识尚先生高足卢松安同志，谈及先生遗著《周易尚氏学》一书，卢同志打算由私人集资，先印行若干部，以免失传。当时我建议，最好由中华书局出版，卢同志也同意这样作。孔子讨论会结束后，我到北京，向中华书局负责同志推荐此书，嗣后由卢松安同志将原稿送去，经过审核，认为可以出版。今年三月，中华书局以《周易尚氏学》稿本见寄，要求我作一篇序言。回忆二十年前，与尚先生过从时，得闻易象绪论。拙著《易经新证》先生曾为之序，奖勉有加，今先生墓已宿草，反而序先生之书，追怀昔游，不禁涕零。兹不揣冒昧，对先生之书妄评得失，仅供读者作为参考而已。

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术占验方法之一的八索之占。古也称绳为索，八索即八条绳子。金川彝族所保持的原始式八索之占，系用牛毛绳八条，掷诸地上以占吉凶。《易?系辞》称庖牺氏（即伏羲氏）始作八卦，乃指八索之占言之。八索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八索之占的继续和发展。近年来的学者们，都说八卦与伏羲氏完全无涉，这就未免“数典忘祖”，截断了易卦的来源（详拙著《伏羲氏与八卦的关系》）。

原始宗教的八索之占，到了阶级社会的西周就发展为八卦；到了战国时人所作的《易传》，又以卦爻辞为基础，进一步作哲学理论的推阐。《易?系辞传》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由此可见，作者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矛盾斗争的过程中，诚然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还脱离不了否泰、剥复和消息盈虚之说。例如《蛊?彖传》所说的“终则有始”，《系辞传》所说的“原始反终”，仍然是循环论者的论调。

《左?昭二年传》叙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其称《易》为《易象》，足征《易》之为书是以象为主的。《易?系辞传》也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因为辞由象生，故《易》无象外之辞。《周易》的每一卦辞和每一爻辞，往往在几句话里有几种不同的内容，假若不依象以释辞，则奇奇怪怪，迷离惝恍，既不知其辞之所本，更不知其义之所由生。但是，《说卦传》所叙的象颇为简略，远远概括不了易卦中各种各样的象。于是主汉易以说象者，对于不解之象，则以“卦变”、“爻变”为释，故尚先生叙清儒解《易》说：“……而以汉人为依归，是矣。乃于汉人之曲说，亦靡不依据以为护符。至求象不得，亦使卦再三变以成其象，奉虞氏为不刊法则，而易学遂故步自封矣。”（见《焦氏易诂?凡例》）

魏晋以前之说《易》者都主象，自王辅嗣扫象不谈，专以承乘比应为解，历唐至宋，便极盛一时。尚先生说：“王辅嗣深知其谬，而不能求得其象，乃倡为得意忘象之说，以掩其短。此端一开，程伊川遂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本末颠倒。”（见《焦氏易诂?凡例》）这是说程氏不能依象数以解卦爻辞，全凭主观臆想以为之说，反而说象数在臆想之中，这样倒末为本，是极其荒谬的。

先生钻研《焦氏易林》十余年，著《焦氏易林注》十六卷，参考各家诂训，反复推勘，积疑生悟，因而在《易林》中发现了久已失传而与《周易》有关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验之于《左传》、《国语》的占象而合，验之于《逸周书?时训》的准象而合，验之于《周易》卦象也都基本上相合。先生以《易林》逸象与《周易》交融互证，分条加以阐发，著《焦氏易诂》十一卷。今就此书节录三条于下：

一、乾日：“《易林》乾之泰云，白日皎皎。泰下乾，乾为日，互震为白，故曰皎皎。又泰之恒云，逾日历月。恒互兑为月，乾为日，故曰逾日历月。是《易林》显以乾为日也。后思易乾九三云，君子终日乾乾。乾为日，三居卦末，故曰终日。大畜九三云，日闲舆卫。日亦指乾。”（卷一）

二、兑月：“《易林》复之临云，月出平地。坤为地，兑为月，在下，故曰平地。又晋之小过云，月出阜东。小过艮为阜，互兑为月，震为东，故月出阜东。……后思易小畜之月几望，中孚、归妹之月几望，恒彖之日月得天久照，盖皆以兑为月。故《易林》用之，邵子亦用之也。”（卷一）

三、坤水：“《易林》乾之观云，江河淮海，天之奥府。按观下重坤，故曰江河淮海。又坤之升云，凭河登山。升上坤，坤水，故曰凭河。又讼之泰，弱水之西。坤水、坤柔，故曰弱水。”（卷一）“凡易言利往、利涉者，义无不通。特坤水象至东汉失传，必以坎为大川，遂尔歧误，而解益之大川尤扞格难通。”（卷五“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解”。按“川”字原本误作“利”。）

以上所引三条，用《易林》乾日、兑月、坤水之象，与《周易》相证发，六通四辟，若合符契。学者只知离为日，坎为月为水，则多与卦象不相应。先生以《焦氏易诂》为基础（读本书者，须参阅《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左传国语易象释》三书），对于历来的易象和易解，广搜博采，评判其得失，取长舍短；同时，又结合其师吴挚甫《易说》的“阳遇阴则通、遇阳则阻”的原理（见本书“说例”）而加以发展，谓“易之道如电然，同性则相违，异性则相感”（见《易诂》“同人利涉大川解”），著《周易尚氏学》二十卷。于是久已晦盲的易象，始昭然若揭，可谓发幽阐微，集象学之大成。《焦氏易林注》仵墉叙引王晋卿说：“此书将二千年易家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又引陈散原说：“读尚氏《焦氏易诂》，叹为千古绝作。以今世竟有此人著此绝无仅有之书，本朝诸儒见之当有愧色。”

以上所述，主要是说明先生对易象的卓越发明。但是，本书也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例如：

一、有关《周易》作者的问题　先生对于画卦者以及卦爻辞、《易传》的作者，多因袭旧说。在本书“总论”中“第三 论古易之类别”说：“伏羲既画卦，必更有书以申明其义。……后人谓黄帝始造字，伏羲只画卦无文字者，谬也”；“第四 论《周易》谁作”说：“……故夫《周易》卦爻辞，纯为文王一人所作，其欲加入周公者，毫无根据，不可信也”；“第六 论《十翼》谁作”说：“……故《十翼》非孔子不能为，不敢为，而纪录《十翼》者，则孔子之门人也”。像以上各种肯定的说法，都脱离不了旧有圈套。先生对于近年来学者们的若干新说，一概置之不理。纵然他们对于旧解有着一笔抹杀的过分主张，未可尽信，可是，伏羲氏既画卦又重卦，以及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等传统说法，毕竟是靠不住的。

二、震象为丘　《说文》谓“四方高中央下为丘”，《淮南子?墬形》的“和丘”，高注谓“四方而高曰丘”。按震作，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丘字卜辞作，金文作，以卦画有横无竖验之，则古文字的丘字正与震象相符洽。《易林》革之颐说：“尼父孔丘”（尚先生谓反震为孔），颐下震为丘，故曰“尼父孔丘”；又屯之噬嗑说：“营邱（同丘）是适”，噬嗑下震为丘（尚先生谓“震往故曰适”），故曰“营邱是适”。这都是《易林》以震为丘之证。以震为丘，于《周易》中之言丘者无一不合。贲卦作，六五：“贲于丘园”，丘园指“上互”为震言之；颐卦作，六二：“拂经于丘”，丘指内卦为震言之；涣卦作，六四：“涣有丘”，丘指涣“下互”为震言之。丘与虚古通用。古人多居丘。《说文》谓：“虚，大丘也”，又谓“四邑为丘，丘谓之虚”。升卦作，九三：“升虚邑”，马注谓“虚，丘也”。丘邑指“上互”为震言之。总之《周易》中言丘者三见，言虚者一见，都取象于震。而先生有的谓艮为山以当丘，有的训丘为空，又以巽为虚，既不能一以贯之，又均背于易象。此外，鼎卦作，《乾凿度》谓“鼎象以器”。毛奇龄《仲氏易》说：“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铉，而卦文俱象之。下画偶似足，二三四画奇皆中实，似腹，五画偶似耳，上画奇似铉。”按毛解甚确，而先生于本书从端木国瑚之说，谓“鼎之象不在鼎，而在伏象屯”，舍鼎形之实象而信伏象，未免疏失。

三、训诂和史实　《说卦传》以坎为月，先生据《易林》逸象以兑为月，用以解易，无一不通。但是，为甚么以兑为月，则未加说明。按《说文》：“月，阙也。”《释名?释天》：“月，阙也，满则阙也。”是月、阙叠韵，以音为训。再就形言之，古文字月作或，正像月阙形。兑上偶画中阙，故以兑为月（其他卦象，与文字形或音有关系者，在此不加详论）。小过六二：“过其祖，遇其妣”，先生误从《尔雅?释亲》“母曰妣”以为之解。按妣为祖母，《诗?斯干》的“似续妣祖”，《丰年》的“烝畀祖妣”，均以祖与妣对称。《周礼?大司乐》“以享先妣”与“以享先祖”，相偶为文。卜辞和金文均称祖母为妣，从无以妣为母者。以妣为母，始见于战国末期的典籍，与易辞不符。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陆绩训苞桑为丛桑，甚是。不言系于桑而言系于丛桑，自系就巩固为言。而先生谓“桑而丛生，其柔可知，系于柔木，其危可知”，未能允当。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约为勺的借字，即酌酒之斗。《考工记》郑注谓“勺，故书或作约”，是其证。《诗?采》：“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是古奠祭于牖下之证。“纳勺自牖”，是说祭时自牖纳勺于樽以挹酒。而先生引《周礼?司约》的“治神之约”以为之解，乖于本义。《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康侯即《书?康诰》的康叔封，金文作“康侯丰”。而先生误谓“康侯略如大侯，为诸侯之美称”。益六四：“利用为依迁国”，依应读作殷，即《书序》所说的“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而先生误据《说文》训依为倚。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先生谓“纣能囚文王，何不可到岐山”。其实，纣何曾到过岐山？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先生谓“帝乙，汤也”。其实，帝乙谓纣父，太乙何曾有帝乙之称？

总起来说，先生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对《焦氏易林》的多年钻研，在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用归纳方法，分析和总结了各种逸象的应用规律，进一步以之诠释《周易》，基本上都是吻合无间的。因此，《左传》、《国语》、《易林》和《易》卦的用象，才由前此的对立得到统一。由于《周易》无象外之辞，而先生的绝大发明则在乎象，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易象问题，可以说，先生对易象的贡献是空前的。但是，也无可讳言，先生对《周易》的作者，只沿袭传统旧说；并且，对某些卦象，以及文字、声韵、训诂和史实方面，仍有许多可议之处。不过，前者的若干发明是主要的，后者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由于是非得失系客观存在，不以个人爱憎为转移。有关本书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与其使读者劳神笔墨，一一加以指责，不如先事择要说明之为愈。因此，本文不敢阿其所好，为先生回短护非，遂不自量地举出一些事例，评论其得失（当然限于篇幅，很不全面）。庶几瑕不掩瑜，晶光赫露，而先生的苦心孤诣和一系列的发明，也可以信今而传后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