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祚是唐朝中后期资州盘石（今属四川资中县）人。其生平不详，官至殿中侍御史。在位期间积极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安史之乱，他进《平胡论》，为讨伐安禄山等人出谋划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防止叛乱，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学术上精于经学，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

生平记载

据刘毓崧《通义堂集》卷一引李氏《周易集解》跋云：“明皇幸蜀，鼎祚进《平胡论》，后召为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

代宗登基后，献《周易集解》[1]，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

相关史籍

新旧唐书无李鼎祚传，其生平不详，先儒多失考。

《旧唐书·经籍志》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

明儒朱睦櫀云：“鼎祚，资州人，仕唐为秘阁学士，以经术称于时，及阅唐列传与蜀志，俱不见其人，岂遗之耶？抑别有所载耶？因附论著于此，以俟博雅者考焉。”（引自《经义考》卷十四）

清四库馆臣也云：“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

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

朱睦櫀《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

《通义堂文集·周易集解跋》

清刘毓崧撰《通义堂文集》有此书《跋》，作者在《跋》中，依据《周易集解》自序《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通志》、《能改斋漫录》等书对李鼎祚生平仕履作了详尽考辨。

今录之如下：

新旧《唐书》皆无李鼎祚传，据《集解》标题，知其为资州人。而蜀中志乘，亦罕见其名氏。

今以《自序》及《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参之《通志》、《能改斋漫录》等书，其事迹官阶，尚可考见大略。盖鼎祚兄弟读书于山上，后人名其地为读书台。明皇幸蜀，鼎祚进《平胡论》，后召守左拾遗。

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制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二年春，从其议兴建，凡经营相度皆躬与其劳，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极后，献《周易集解》，其进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以唐时官品阶秩考之，左拾遗系从八品上阶，秘书省著作郎系从五品上阶，殿中侍御史系七品上阶。由左拾遗而为著作郎，固属超迁，由著作郎而为殿中侍御史，亦非左降，盖官职之要，据间散随时转移。……意者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欤？是故综核其生平出处，方未仕之日，即献策以讨安禄山后，此召拜拾遗，当必固其所言有验。观于请建昌州之奏，若早虑及寇贼凭陵，故其州曾为兵火所焚，而节度使崔甯又奏请复置以镇压夷獠。盖其形势控扼险固，兵法所谓所必争也。则鼎祚之优于经济而好进谟猷，即此可以概见其改官御史建白必大有可观。惜乎，奏议之不传耳。迨身殁以后，资州人士为立四贤堂，绘其像以祀之。尤足征其德望素隆，为乡邦推重。在唐代儒林之内不愧为第一流人物，非独《集解》之书有功于易学已也。国史既不为立传，方志亦不详述其人。

凡此记载之疏，安可以曲为解免也哉。

从以上考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李鼎祚是资州盘石人，今属四川资中县。生活在唐朝中后期，即经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从他献策讨伐安禄山看，他大约出生在天宝元年前后，甚至还可以往前一些。

其二，政治上，李氏积极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安史之乱，他进《平胡论》，为讨伐安禄山等人出谋划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防止叛乱，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

其三，他勤于读书，精于经学，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李氏兄弟曾读书天州东四明山，后人曾名其读书地为读书台。《蜀故》言他“以经学称于时”。（卷十二）在代宗登极后，将撰成的《周易集解》献于朝。同时，他曾推演六壬五行，撰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说明他对象数易学及术数理论颇有研究。据《蜀故》记载，他“预察胡人判亡之日期无爽毫发，象数精深，盖如此然”。（卷十二）由此他被召拜为拾遗。

其四，他官至左拾遗、秘书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这些官职皆随当时其政绩而授。如进《平胡论》，因其所言有验，而被召为左拾遗。建议设昌州，又充内供奉。撰《辖珠明镜式经》、《周易集解》献于朝，而为秘书省著作郎和殿中侍御史。由于这个缘故，《跋》中所猜测“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当合乎情理。其五，李鼎祚在当地德高望众，为当地民众所推崇，死后资州立四贤堂，“在郡治绘王褒、范崇凯、李鼎祚、董钧像”（《舆地纪胜．资州景物下．四贤堂》注）以祀之。故《跋》称他为“唐代儒林之内不愧为第一流人物，非独《集解》之书有功于易学已也。”

没有立传的原因

李氏及其易学在当地声誉如此高，那么为什么唐史不立传，方志亦不详其人？这其中必有原因。笔者管见，唐史不列其人，既非遗之，也非别有所载，恐与他从事的研究及其影响有关。唐朝易学尊崇王学，孔颖达等人奉命撰《周易正义》立为国学，每年明经依次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由于功利所使，玄学易成为易学主流和正宗。为官者多习玄学易，掌管撰写史书者除了自身原因外自然更以政治理论需要为标准取舍人物。

其一，李氏致力于象数易学必然受到冷落而不为列传。

其二，李氏经术以《周易集解》而出名。而此书虽然也被载入史书中，但此书经集前人成果为主。其中每节集解之后，常附有“案语”，这些“案语”是对前人未尽之意作以补充，多宗荀虞，有见解者极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集解》是一部资料性的著作，与当时政治还有相当距离，无法与唐人其它注疏的易学著作相提并论，故逐渐被人遗忘，以致宋代贤良多不知。“庆历壬午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后序》）故后世修史不列李氏。

其三，李氏官职不显要。官职是否显要也是古人修史取舍的重要标准。李氏一生为官，最高是秘书省著作郎，为五品，较为重要的是殿中侍御史属七品，故从其官职看在当时是不显要的，在史书中没有列其传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