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辨正

摘要:关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纳兰成德“自序”误以为其源之一为“陈友文《大易集义》”,朱彝尊与四库馆臣因袭以传讹直至今日,其实当为魏了翁周易集义》。《周易集义》是在《大易粹言》基础上编成。此两书后来由纳兰成德所找的无名氏代劳而合编为《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相对于主体部分——宋人“易学”集的成果——《大易集义》与《大易粹言》而言,清人的贡献有限。

作者:

作者:李东峰,舒大刚

关键词:《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纳兰成德;《大易集义》;《大易粹言》;《大易集传精义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142—05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80卷,署名纳兰成德辑,因其汇集宋人十八家“易说”,简要精当,故颇受时人推许。继徐乾学点头称善后,朱彝尊对编者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曝书亭集》言其“择焉精,语焉详,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四库馆臣更将编者与宋人李衡、俞琰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衡删房审权之书,俞琰钞李心传之说,并以取精撷要,有胜原编,此书之作其功亦约晷相亚矣。”另外,《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至今还分享着《通志堂经解》所带来的保存古籍及学术史上标志点地位的赞誉。

然而,上述有关《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评价却建立在对其渊源、构成,甚至作者归属等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从有关《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三篇简介文字谈起

作为“易说”汇编性质文献,《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是以同类性质的两部宋人作品为骨干,辅之清人的少量辑补而成。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渊源及构成,自纳兰成德开其端后,朱彝尊及后来的四库馆臣均有简要的介绍。署名纳兰成德的自序言“宋陈友文《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七十卷。二书摭拾宋儒论说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横渠、龟山、定夫、兼山、白云父子七家,其康、濂溪、上蔡、和靖、南轩、蓝田、五峰、屏山、汉上、紫阳、东莱十一家之说皆《集义》上下经所引,《粹言》则未之及也。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集义》止上下经。余窃病其未备,因于十一家书中将讲论《系辞》以下相发明者一一采集,与《粹言》合而订之。”这里,所谓的两部宋人作品,即曾穑的《大易粹言》与陈友文的《大易集义》。

然而,《曝书亭集》《四库总目提要》的相关记载于此却存在出入。朱彝尊言“吾友纳兰侍卫容若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檀)《粹言》,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合而订之,成八十卷。”这里,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作者均为宋人陈友文,但是朱氏却记作“《集传精义》”,并非纳兰氏所言的“《大易集义》”。

四库馆臣于此尽管沿袭纳兰成德的成说,但对“陈友文《大易集义》”内容的描述却稍有差别。《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提要》载“是书乃取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方闻一《大易粹言》(案此书原本误作曾穜,今考正)二书而合辑之。友文书本六十四卷,所集诸儒之说凡十八家,又失姓名两家。”这里,仅所谓“友文书”含诸儒之说竟达20家,这与纳兰氏所谓“二书摭拾宋儒论说凡十八家”多少存在出入。

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来源,纳兰成德、朱彝尊,乃至四库馆臣三者记载之间的差别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陈友文这一线索或许是一把不错的钥匙。

陈友文,字隆山,《宋史》无传。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胡一桂周易本义翼传》中篇。在历数宋人易学成果时,人胡一桂言“陈隆山《大易集传精义》六十四卷(无《系辞》以后)……案,隆山所集王辅嗣、孔颖达、周濂溪、司马涑水、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苏东坡、游广平、杨龟山、郭兼山、郭白云、朱汉上、朱文公、张南轩、杨诚斋、冯缙云,又两家失姓名,但称先正先儒别之。自序于宝佑甲寅年。”这里的“陈隆山”即朱彝尊所谓的“隆山陈氏(友文)”,宝祐甲寅年为公元1254年。原来,朱彝尊所言的“《集传精义》”全称应为“《大易集传精义》”,作于南宋末年,今已不传。陈氏《大易集传精义》或可简称为“《大易集义》”,因此,纳兰氏与朱彝尊记载之间存在着融通的可能。

然而,当我们将元人胡一桂所描述《大易集传精义》内容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相关信息进行较,结果却大出人意料之外。尽管卷数相同,但是具体到所汇集“易说”的诸儒,二者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一方面,就所辑诸儒时代言之,《大易集义》均为宋儒,而《大易集传精义》则除宋儒外,还有魏王弼与唐孔颖达两家。另一方面,具体到所涉及诸儒,两厢比较,纳兰氏所言的吕大、谢良佐、尹焞、胡宏、刘子翚、吕祖谦等6家溢出了《大易集传精义》范围,而后者所引王弼、孔颖达、司马光、苏东坡、杨万里、冯缙云、郭忠孝、郭雍等8家则为纳兰氏所未提及。若验之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文本,其中并没有《大易集传精义》所引王弼、孔颖达等6家易说,相反,《大易集义》所言吕大临、谢良佐等6家则悉数在列(见表1)。

显然,从内容简介到文本考察,纳兰成德所谓的“《大易集义》”并非陈友文“《大易集传精义》”的简称,相反,二者为内容有所差别的两种文本。考虑到不存在陈友文同时编写性质相同,且内容有同有异的两部作品,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纳兰成德所谓的“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无疑记载有误,而《大易集义》的作者应另有其人。

其实,朱彝尊大概觉察到了纳兰氏的疏漏,因无缘亲见《大易集义》一书,遂依作者而径改书名,故有“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之说,但却没有注意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与《大易集传精义》在内容上的出入。四库馆臣尽管沿用纳兰氏说法,却自觉不自觉地将相关介绍向作者——陈友文方向归拢。

今人潘雨廷先生因信从朱彝尊而怀疑纳兰成德的立场,使他没能进一步深究纳兰氏所言《大易集义》与《大易集传精义》之间的差别,从而与问题的解决擦肩而过。

二、纳兰氏所言“《大易集义》”乃魏了翁《周易集义》之别称

既然《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部分内容并非源自陈友文的《大易集传精义》,纳兰成德所谓的“宋陈友文《大易集义》”实属误记。那么,《大易集义》究竟是什么来路呢?

王士祯《池北偶谈》的一则记载颇值得留意。在卷4《访遗书》条中,王氏言“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宜广为访辑……时礼侍徐乾学疏进宋朱震汉上易传》并《图说》十五卷,宋张浚紫岩易传》九卷,《读易杂说》一卷,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植《大易粹言》十卷,吕祖《东莱书说》十卷”。

原来,康熙二十五年,皇帝曾有搜访遗书的号召,并命礼部领其事。于是,当时任礼部侍郎的徐乾学积极响应,遂进献了一批共12部珍稀图书,其中除“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外,还有“《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其署名作者却是稍早于陈友文的魏了翁。

众所周知,大藏书家徐乾学为纳兰成德的老,两人曾于康熙十九年,以传是楼相关收藏为基础,合作刊刻过《通志堂经解》,署名纳兰氏的《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恰恰被收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曾穜《大易粹言》十卷”与“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一起均在徐乾学所献书籍之列,此二者恰好是《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主要来源与依据。因此,纳兰成德所提到的《大易集义》应是六年之后徐氏所献本——“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

翻检魏了翁著作,原来,《池北偶谈》所引“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玉海》记作“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志》录为“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其作于魏氏谪居靖州的第四年,即绍定二年(1229)。由魏克愚于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刻于徽州紫阳书院。后来,书版在元代时曾经修补并刊印,至清代已流传颇稀。今存有国图藏本,列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除了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的书名、卷数相同外,在内容描述上,魏了翁《大易集义》与纳兰氏所言基本吻合。与陈友文《大易集传精义》同篇,元人胡一桂也提到了魏了翁的《周易集义》,《周易启蒙翼传》言:“魏文靖公《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案《集义》自周子、邵子、二程子、横渠张子。程门诸大儒,吕蓝田、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广平、朱汉上、刘屏山,至朱子、张宣公、吕成公。”

不仅如此,若进一步将《大易集义》“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文本逐条比对,除极个别文字外,包括版式安排在内,颇为吻合。

因此,无论从前人对《大易集义》内容的描述,还是从《大易集义》文本本身,均证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实乃宋魏了翁所作。

三、《大易粹言》及《大易集义》关系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由来

除了魏了翁《大易集义》外,《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另一重要来源为署名曾穜的《大易粹言》。《郡斋读书附志》言:“《大易粹言》七十卷,《总论》三卷,右集明道先生程颢伯淳、伊川先生程颐正叔横渠先生张载子厚、广平游酢定夫、龟山杨时中立、兼山郭忠孝立之、白云郭雍子和之说也。舒守曾穜序。”显然,与《大易集义》一样,《大易粹言》也属于资料汇编性质,汇集有二程等七家“易说”。今存四库全书本。

惯常认为《大易粹言》编者为曾穜,但四库馆臣则依据张嗣古《大易粹言》后跋,重新厘定为“方闯一”。但若再参照当事人程九万与李祐之《大易粹言》的另两篇后跋,显然,精通易学的曾穜从策划、编辑到刊印最为有功。公允些言之,当为二人合编,四库馆臣稍显矫枉过正。

《大易粹言》刊于淳熙二年(1175),因为主编者曾穜从郭雍问学,郭雍则继承其父郭忠孝的易学,故《大易粹言》所收“易说”7家中,郭氏父子占据二席,其标举师门的立场不言而喻。

对于郭忠孝其人其学,晚生的魏了翁不很认同。故在《大易粹言》刊行约半个世纪以后,魏了翁在编辑濂洛诸儒“易说”时,删黜程门郭忠孝、郭雍父子之说。在紫阳书院《周易集义》重刊本的后跋中,方回谈及其中原委时,言“先是温陵曾穜刋《易粹言》七家中有郭兼山《易》。文靖公谓:‘忠孝《易》书去程门远甚,自党论起,绝迹程门,殁不设奠’。故并其子雍曰白云易者,黜之。”

与删黜郭氏父子“易说”相反,在《大易粹言》基础上,魏了翁于“北宋五子”增周敦颐邵雍两家,于程门诸大儒补人吕大临、谢良佐、尹焯、胡宏、朱、刘子翠,至朱熹、张拭、吕祖谦等共9家,最终扩展为16家的规模。

清初,当徐乾学、朱彝尊、纳兰成德等拟汇集宋元诸儒经说时,因为荟宋人“易说”,故魏了翁的《大易集义》与曾穜、方闻一《大易粹言》均在备选之列。然而,《大易集义》尽管囊括诸家易说多至16家,但不及程门郭氏父子,且以经传合刊本论,独缺诸家有关《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篇的解说。《大易粹言》虽经传俱全,但仅包含郭氏父子在内7家易说。显然,从体例上借鉴《大易粹言》,在内容上扩展至《大易集义》的规模,于二者合而订之,便是两全齐美的事情。

对于将《大易集义》与《大易粹言》合编的详情,已故著名易家潘雨廷先生因无缘一见新出的《大易集义》文本,贸然下断语说“《大易集义粹言》即《大易集传萃义》与《大易粹言》之简称。若以时言,似当名《大易粹言集成》”。对《大易集传精义》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关系,潘雨廷先生想当然地通过“补陈书之《系辞》以下,且与陈书所集之二十家中,删八家而补六家”来解释。然而,这却与纳兰成德所言“余窃病其未备,因于十一家书中将讲论《系辞》以下相发明者一一采集,与《粹言》合而订之”的编辑工作不相一致。这里,纳兰氏所言编辑工作仅涉及“《系辞》以下”,即《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篇,并未言及潘氏“且与陈书所集之二十家中,删八家而补六家”的《周易》上、下经部分。

经笔者将《大易集义》《大易粹言》以及《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三者的文本进行比对后发现,大概当时《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编辑至少分二步:一、关于《周易》上、下经(含《彖传》《象传》《文言》),依魏了翁《大易集义》为框架,文抄入《大易粹言》中相关的郭兼山、郭白云父子二人之说,而对于张载、程颢等五家重合部分的内容则要去掉,是为“删”,但并非潘雨廷所谓“删八家而补六家”的“大手术”。二、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篇,以曾穜、方闻一《大易粹言》为框架,由清代编者补入魏了翁所增益的其他9家的部分,是为“补”。从整体上,《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主体部分为宋人两部作品汇集而成,是为“合订”。《大易集义》与《大易粹言》名称共同部分“大易”揭示话题的性质,故保留;而“集义”与“粹言”均暗示其文献“集解”特征,且各自代表与原书的渊源关系,亦不可或缺,于是有“大易集义粹言”之称。若上述诸要素依内在联系排列即为“《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

其实,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编辑过程中,除“删”《大易集义》与《大易粹言》相重的5家“易说”之外,清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以《大易粹言》为框架,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篇,补入魏了翁所增益9家解说。这才是清代编者的价值体现,但较之《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全书,这一部分篇幅极为有限。在不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的渊源及构成情况下,朱彝尊、四库馆臣等对于此书编者工作的褒扬显然“名”不符“实”。尤其在编者归属尚成问题时候,更显得不合时宜。

四、《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作者归属

尽管先有《通志堂经解》署名的纠纷,再有署名纳兰成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已为方苞揭露出自陆元辅之手,还有四库馆臣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作者归属问题上的狐疑。然而,这些在当时均难撼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编者为纳兰成德的结论。

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作者归属,今人潘雨廷先生坚持四库馆臣信疑两存的立场,一方面声言“此书盖与友人陆元辅合辑”,另一方面则言“或实托名耳”。稍后的赵秀廷则立足于证据,在驳斥《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出于陆元辅的传言基础上,更力挺作者为纳兰成德。于是乎,纳兰成德编辑《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事几近于“定论”。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上所述,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的主要来源——《大易集义》,在“辞情恳切”的自序中,纳兰成德居然将该书的作者张冠李戴,且并非笔误。以致于稍后的朱彝尊、四库馆臣转相因袭,以讹传讹,这只能说明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内容,纳兰成德很不熟悉。惟一的解释只能是纳兰成德并没有实际参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编辑工作,而仅仅为之作序以“借名”。无独有偶,尽管所依据纳兰氏序文的纰漏不同,潘雨廷先生也有“盖托名之说,洵非诬也”的结论。

就像署名纳兰成德的《通志堂经解》《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并非其亲力亲为一样,《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署名,亦为纳兰成德沽名钓誉的“幌子”。接下来,或许有人会问,其作者归属是与《通志堂经解》一样,为“逢迎权贵”的徐乾学代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序文末尾,纳兰成德言“自揣固陋,未必有当于《集义》《粹言》所以为书之宗要,或亦陈、曾两公之所不废也。书成。请正于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命梓之,附于《经解》之末。”这里,“座主徐先生”即纳兰成德的老师徐乾学,《经解》即《通志堂经解》的省称。若纳兰氏序文所言不虚,当《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编成后,成德曾将文稿呈给其师徐乾学过目,徐氏对之很是满意,从中不难看出,代劳者并非徐乾学。

既然并非依《通志堂经解》冠名之例,那么会不会像《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一样,直接将别人现成的书稿拿来而自署其名呢?笔者以为可能性不大。因为魏了翁《大易集义》在当时流传甚希,故才有徐乾学以之为“遗书”,进献皇宫,连徐氏朋友朱彝尊,甚至接近皇家藏书的四库馆臣均未能一饱眼福,这也是他们轻信纳兰成德,从而“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更何况是旁人?

联系到徐乾学与纳兰成德的师生关系,再揣摩纳兰成德序文的情境,情况可能是,清初宋学初兴,与其他宋元经说(大概以《通志堂经解》为范围)一起,孤本魏了翁《大易集义》《大易粹言》《大易集传精义》等书均由徐乾学提供,作为纳兰成德学习阅读材料,并布置下编辑《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任务,而纳兰氏却找人代劳,仅写序文以应付。因纳兰成德与徐乾学均不曾参与实际的编辑工作,故有纳兰成德序文的纰漏,及徐乾学的点头称善。恰恰这一线索却暴露出纳兰成德作业“作弊”,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的问题。

继《通志堂经解》《陈氏礼记集说补正》“署名事件”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又是纳兰成德沽名钓誉伎俩的现形。一定程度上,乾隆皇帝对于纳兰氏经学水准及其人品的质疑并非全出于政治偏见,反而相当有见地。四库馆臣无意中将之置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之前,可谓“歪打正着”。至于今人大谈纳兰成德经学造诣,企图为之翻案,其识见反而在清人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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