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这确是新世纪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鉴于已有文渊阁本出版，可能会有读者提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如何？我们现在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有何实际文化意义？

按《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此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参见后所举数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

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藏于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文源阁本也即全部毁灭。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全部焚烧，杭州文澜阁本也烧、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有几次搬迁，唯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80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长时期未经移动。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好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二百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在举宋人例子以前，我想先举两个唐代的例子，从这两个例子，人们确可看出，文渊阁本的确有疏漏。如晚唐时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杜牧，其《樊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内府藏本”，文渊阁本的《樊川文集》提要，与《总目》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陈允吉点校本，其卷次也与《总目》同，所据为《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可见自宋流传以来各本均大致相同。但现在印出的文渊阁本，《樊川文集》却只有十七卷，外集、别集也没有，杜牧的诗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前面说过，《四库全书》在乾隆时曾复查过两次，而文渊阁本这两个明显的缺失却未经查出。又如，中晚唐诗人许浑，《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诗集《丁卯集》，为正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注谓“江苏巡抚采进本”。文津阁本所收与《总目》同（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附录一，热河总管世纲等所奏文津阁本书目）。但文渊阁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补遗一卷。与此类似的，《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诗文评类著录有唐司空图《诗品》一卷，但文渊阁本无此书。现经查核，文津阁本也无，这种编纂疏失也值得研究。

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文溯阁本当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后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