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一书，存在许多极其晦涩难懂的卦爻辞，往往使读者不明其理，时常有匪夷所思之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易经》一书毕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经典，历代先贤皓首穷经一生也未必能够全盘通晓，普通读者猝然之中有懵懂之感实属正常。

另一方面，正是《易经》在我国数千年来的崇高地位，使得钻研者不愿甚至于不敢对自己所不理解的地方做哪怕一丁点的不合常理的揣测，生怕对于这本古书的大不敬。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所表述的那样，《易经》自从取得中国“圣经”的崇高地位之后，实际上已经容不下任何人对其的“妄加揣测”了。

商朝疆域图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书或其它事务依靠什么样的条件达到他所能达到的历史巅峰地位，日后他的衰落直至跌落神坛必然与其开始时的原因息息相关。《周易》之所以能够在千年以来吸引着无数贤达名士的关注，在于它那据说能够沟通“天、地、人”三者的崇高功效。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历代学者在遇到其中晦涩难懂的地方时，往往倾向于对其进行“神乎其神”的玄妙解释。如此反复，就将一本本来属于我国涵盖上古时期先民哲学认知的充满“人本主义”的典籍变为一本笼罩了过多神秘主义色彩的玄学书籍。当日后科学、唯物的现代价值观席卷世界之时，这本被赋予太多职能的典籍便遭到了人们的摒弃，影响直至现在。

抛开“蝇营狗苟”的神秘主义偏见，也请放下对其过高的推崇，让我们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出发，探讨《周易》一书中所蕴含的历史真实。

一、《大壮》、《旅》两卦中的特殊爻辞

今本《周易》中，最令人难以明白的便是第34卦《大壮》和第56卦《旅》的特殊爻辞，二者分别如下：

“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辞）

大壮卦

旅卦

对于这二者，历代易学大师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形成于战国中后期专用于解释爻辞的“易传十翼”之一的《象传》在《大壮》卦中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对《旅》卦则解释为：“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虽然对此都进行了分析，但却表述的非常含糊不清，有为解释而解释之嫌。

魏晋玄学的代表大家王弼在其著作《周易注》中首次上述两处进行了正面分析：“羊，壮也。必丧其羊，失其所居也。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故得无悔。”明白的指出，因为大壮六五爻身处险地，失去安居之所乃势所必然，能够丧失的轻易一些，强于被险难所剥夺。对《旅》则分析道：“以旅处上，众所同嫉，故丧牛于易，不在于难。”这与对前者的解释大同小异，将二者中的“易”解释为轻易，实际上表达的便是君子身处险境，能够激流勇退，主动放弃，必不至于险难。

由于王弼在魏晋玄学中的崇高地位，再加上后世历次劫难中其余版本《周易》的毁灭殆尽，王弼作注的版本成为一统天下的至高经典，日后的易学大师在碰到这两处之时，都自觉的延续了王弼的说法。

到了南宋，朱熹在对《周易》作注时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在《周易本义》中，朱熹认为“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汉书·食货志》场作易。”朱熹凭借深厚的学识，敏锐的察觉到丧羊、牛于易的不同寻常之处，将其理解为不知不觉便失去，或者干脆则是“疆场”之“场”的通假字，表述的是将牛、羊丢失在了某一处所。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未能够出现新的考古材料，哪怕以朱熹崇高的学术地位，依然只能在王弼所划定的圈子内进行某种程度的小修小补，大体上维持了王弼的理解。身为理学宗师的朱熹尚且如此，那后代的其他易学研究者则更加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周易》中如此特殊的两处爻辞便一直遵循着主流王弼、支流朱熹的解释，再也未能有着新的阐发。

二、甲骨卜辞的出土带来的新契机

西晋咸宁五年（279），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墓葬，发现了墓中陪葬的大量竹简，这便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竹书纪年》。经过整理，人们发现了其中记载了大量与主流史观不同的历史，如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的这些说法直接将《史记》中有关尧舜禹三代贤君禅让的记载彻底推翻，如此一来便实在是过于惊世骇俗了。正因如此，鲜有人将其与更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周易》一书有所关联，忽视了其中所记载的能够解开千古谜团的内容。于是，本该在西晋年间便得以浮出水面的历史真相便因为时代道德观的制约，再次沉寂，直到下一次天翻地覆的考古大发现。

清朝末年，学者、官员王懿荣因为治病需要而购买药材“龙骨”，无意中发现刻画于其上的某些奇怪符号，于是悉心研究，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消息一出，天下轰动，无数学者纷纷汇聚于河南安阳殷墟，对出土的甲骨卜辞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在这股甲骨文研究的热潮中，著名学者王静安先生敏锐的发现了《竹书纪年》与甲骨卜辞中的某些关联，经过与《山海经》、《楚辞》等其它上古书籍的细致的分析比对，王静安先生终于揭开了困扰易学研究者千年之久的历史谜团。

“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緜臣也。”（《竹书纪年》）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协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负子肆情？”（《楚辞·天问》）

《山海经》中，王亥将河伯的仆牛托付于有易，有易起了贪念，杀掉王亥，获得了仆牛。在这起上古谋杀案中，有易是一个人。在《竹书纪年》中，有易却变成了一个部落名，谋杀情节也更为详细：殷商的王子——亥在有易为非作歹，有易的君主——緜臣将其杀掉。噩耗传来，殷商王甲微向河伯部落征调军队讨伐有易，将其首领緜臣杀掉。

虽然两则记载有所出入，关于有易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部落名也各执一词，但《周易》中的“丧羊、牛于易”中的“易”并非王弼所说的轻易而应理解为“有易”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事实。而且，《楚辞·天问》中所说的有扈看似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有易迥然不同，但其中“牛羊”、“昏微”、“有狄”、“负子”等关键词则无不向后世昭示着二者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昏微”直指放纵儿子为非作歹而导致其惨死的殷商王甲微。

经过王安静先生的细致考证，证明《楚辞》中的有扈在甲骨卜辞中与有易实际上是指一个部落，由此，一桩隐藏于《周易》爻辞中的上古谋杀案的轮廓便被勾勒出来。

三、商代先祖的血泪史

商朝也称殷，后世往往将二者连用，称其为殷商王朝。根据出土甲骨卜辞和《史记》的记载，为后世熟知的大商王朝开国君主商汤在甲骨卜辞中为“太甲”，属于第十一代殷商君主，也是第一任统治黄河流域的天下共主。

按照商朝制度，王在死后会把他出生或死亡那天的天干加到他的名字之上。以此来看，上述谱系中，作为可考的第一任商王的微便极有可能是上述那则惨案中王子亥的父亲“甲微”。由于当时商部落尚未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因此甲微这个称呼也很有可能是在后世商朝主宰天下之后对先代首领进行的追封。

同样根据甲骨卜辞及历史地理的探测，在商汤取得统治天下的权力之前，商部落一直以游牧经济为主，《竹书纪年》中同样有“王亥迁殷”的记载。统观上述史料，特别是《楚辞·天问》中的言辞，这个久被人遗忘甚至误解的历史故事终于浮出水面。

第一任商王甲微将权力交付儿子亥（该秉季德，厥父是臧！），由其率领商部落驱赶大批牛羊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游牧于有易之地（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易之人出于对突如其来的商部落的畏惧，同时也有对大批牛羊的贪婪，突袭了商部落，杀掉王子亥，夺去了商部落的牛羊。背负丧子之痛的甲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负子肆情？）借兵于河伯部落，最终杀掉了有易部落首领，得报血仇（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而经历如此惨痛变故的商部落也将这起血腥的事件代代相传，成为商部落共同的历史记忆。

虽然今本《易经》最终成书于取代商王朝的周朝，但依然保留了上述的这个故事。在《大壮》卦中，“丧羊于易，无悔。”而到了《旅》卦之中，则要悲惨许多，“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结合起来看，当商部落在失去所牧的羊时，尚有一线生机，可以果断放弃损失，逃出生天。而当有易将目光盯在对于当时部落最为重要的牲畜——牛之上时，王亥及其族人的命运便不可避免的要“嚎啕”而后“凶”了。

从中我们可知，任何人、部落、国家的兴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能够动员数十万人征讨四方的大商王朝，当它初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时，同样面临着其它部落的觊觎甚至是袭杀。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与辛勤积累，才能最终成就商汤统御万方的千古伟业。

《易经》中的商代先祖的血泪历史：丧牛于易

基本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今本《周易》之上，在同样属于“易传十翼”之一的《系辞》中，关于此事，则变成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三国时易学大师宋衷，曾经一度注意到另一本极为重要的先秦典籍《世本》中有“胲作服牛”的记载，但却不愿违逆《易传》的解释，强行将本为“亥”通假的“胲”解释为“黄帝臣也，能驾牛。”这样一来，便失去了正确理解这件商王朝惨痛历史记忆的机会，直到近两千年之后的甲骨文的发现。

由此，我们也应该知道，对于具有极高价值的典籍，千万不能盲目信服，甚至于连与它并非同时产生的其余典籍也一概被封为“不可置疑的经典”。长远来看，当新的思想冲破旧的藩篱时，那些被人过度推崇的书籍也必然会因先前的力捧而被弃若敝屣，彻底丧失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书籍如此，人亦类似，君子慎之！

参考文献：

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

《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世本》。